赌国运这件事,王谦就在赌,他赌大明绥远驰道会保障,就是赌大明国运长虹,只要大明强盛,那么他所持有的绥远驰道的票证就会飞涨,如果大明的国运萎靡不振,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不断发生,那他手里的绥远驰道的票证,就是废纸一堆,一文不值。
当年秦始皇修了那么多的驰道,到今天还剩下几什么?大明的驰道还是从秦驰道的木轨上借鉴而来,甚至驰道的站点、换马等等也都是仿照的秦制,但大秦帝国,在秦始皇死后分崩离析,驰道也做了土,成为了历史长河里一道不起眼的剪影。
王谦在赌,赌大明皇帝长寿、赌大明的势要豪右野心家们奈何不了陛下、赌大明新晋的武勋集团不会以武犯禁、赌陛下不会轻举妄动不会干出类似明英宗亲征这样的丑闻来、赌陛下始终勤勉、赌陛下能克服克终之难。
这都是王谦在赌的东西,王谦自己编写了一套投资指南,《王谦发家的四个秘密》但那套投资指南、有价票证分析,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在投资人性。
人的活动,不投资人性投资什么?
而倭国现在也开始了赌国运,这不稀奇,织田信长背靠大明,赌倭国的国运,织田信长死后,继任者的羽柴(丰臣)秀吉,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,也是在赌国运,赌大明不会为了朝鲜真的出兵,而且一连赌了两次,都被大明给打了回去。
直到丰臣秀吉死,被德川家康占据了征夷大将军之位,成立了江户幕府。
德川家康成了倭国战国时代的最后赢家。
毛利辉元,或者说毛利家一直是争夺关白、天下人、大将军之位的有力人选,因为毛利辉元和织田信长打的有来有回,和丰臣秀吉打的有来有回,和德川家康也打的有来有回,德川家康也是打败了毛利辉元后,才成立了江户幕府。
毛利辉元每次都差那么一口气,就把对手彻底打死,成为大将军了。
“对于小国而言,看起来赌国运就是唯一的选择。”张居正摇头说道:“但朝鲜背靠大明,不也好好的吗?其实对于小国而言,也有生存之道。”
“《韩非子》在亡征篇,也就是亡国征兆一篇中说:国小而不处卑,力少而不畏强,无礼而侮大邻,贪愎而拙交者,可亡也。”
“韩非子,不得不读。”
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,忠心耿耿的作为藩属国存在、在夹缝之中左右摇摆将骑墙发挥到极致谋求利益,或者赌国运,直接把所有的身家性命推上赌桌,赢家通吃输家通盘。
忠心耿耿做个藩属国,甚至可以实现世袭罔替,朝鲜就是世袭罔替的李氏朝鲜;
在夹缝中骑墙,需要极其精妙的政治天分和艺术,才能在不彻底得罪对方的情况吃下好处,这需要考验智慧,骑墙意味着谁都不得罪,同样也意味着谁都得罪。
而赌国运也是一种生存方式,反正局面已经如此糟糕了,再糟糕能糟糕到哪里去呢?这在历史长河里也有例子,那就是夜郎自大,夜郎国对着大汉赌国运,然后整个夜郎国也成为了史书里的一个称呼。
“大国绝不可赌国运,轻则断脊,重则亡国,一如北宋,北宋末年君主好大喜功,臣子自大傲慢而不能规劝,与虎谋皮和金国共谋辽国,重金买了燕云十六州,却不能守,最终天下尽丧胡虏之首,铁蹄踏处,哀鸿遍野。”张居正在讲大国赌国运的危害,他以北宋末年靖康之耻,劝谏陛下。
大明是天朝上国,现在虽然在一些地方仍然落后,但完全有资格这样自称,越是如此,就越不能操之过急,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
大明在一些地方仍然是有落后的。
比如,大明当下就不能自称日不落帝国,因为大明广阔的疆土,太阳仍然会从大明的领土里落下;比如大明在海外开拓这方面,仍然十分的保守,元绪群岛这块巨大的试验田,仍然没有开花结果;比如在算学上,大明当下的探索,也就比之泰西领先了一個身位,每年泰西舶来算学书籍,对大明仍有借鉴意义。
万历十一年,大明才在毛呢制造上获得了规模上的领先,而大明毛呢官厂的技术,甚至部分落后于梅斯塔协会,横向规模足够了,但是纵向规模,时间还是太少了。
需要奋斗的地方还有很多。
“谨受教,先生所言,朕受益良多。”朱翊钧颇为郑重的道谢,无论是原来的历史线还是现在,张居正作为帝师,都是极为合格的,甚至是可以说是优秀的。
“先生既然熟读韩非子,那为何不注释这韩非子一书?比如先生提到的《亡征篇》中,有一句:商贾外积,小民内困,可亡也。在这一句中,有些人把内困二字,注释为崇尚私斗,其本意应该是百姓困顿不堪,生活难以为继,其注释多为揣测,谬离千里。”朱翊钧说起了《韩非子》的注释问题。
中原的儒学成为显学,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,已经一千七百年了,《韩非子》这样的法家巨著,别说注释了,没失传,还是因为中原历代都有藏书的习惯,但注释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朱翊钧的意思很明确,要张居正注释法家,或者说百家著作。
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国祚才能绵长。
《韩非子·亡征》四十七条,字字珠玑,每一句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,但就是让这样的明珠在历史长河里蒙尘了千年之久。
“陛下,臣是儒学士。”张居正也有些为难的说道。
“考成法是儒学士能做出来的吗?循吏也是儒学的主张吗?先生,朕可是先生的弟子,先生所言所行,可不是儒生,先生做的事儿,很多都是儒生坚决反对之事,先生,朕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,不是小孩子了,先生以为一句儒学士,就能骗小孩了吗?”朱翊钧示意自己已经长大了,不好糊弄了哟!
入则无法家拂士,出则无敌国外患者,国恒亡。
对于亡国的态度,儒家是避而不谈的,毕竟在儒家大同世界里是一个秩序分明,井然有序,各安其分各司其职的世界,如此有序的世界,怎么可能亡国呢?那国朝亡了也就亡了,皇帝轮流做,世家永流传。
仍然以亡征篇为例,王国光就说到了大明朝的势要豪右似乎在向外转移财富,进而躲避国朝不自由的律法,获得真正的、绝对的自由,王国光所担忧的事,在亡征篇里,也有体现。
羁旅侨士,重帑在外,上间谋计,下与民事者,可亡也。
朱翊钧试着对这一条做了注释,外来的侨居游士啊,他们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却得到了重用,上能参与国家机要,下能干预民众事务的,国朝可能就会灭亡了。
这就是王国光所担心的事儿,也在亡征篇四十七件事之中,这里面的每一件事,都值得警惕。
朱翊钧希望张居正能正式抛弃儒学士的身份,将先人的智慧捡起来,继续照耀大明前行之路。
张居正没有做出回应,反而沉默了下来,这已经不是陛下第一次这样要求,但之前他都没有答应下来,或者说没有正式注解诸子百家的巨著,张居正就是自己看,看完了给陛下讲筵,从未亲自批注过。
朱熹当年批注了四书五经成为了朱子圣人,张居正若是能把诸子百家的巨著注释完成,那也是张子张圣了。
朱翊钧就是在树张居正这块牌坊!
“陛下,臣不能开府建衙做这件事,臣是首辅,这是授人以柄。”张居正可以给皇帝讲法家、墨家、道家等等学术著作,但是他不能带着人注释诸子百家的经典。
因为他是首辅,一旦开府,哪怕是修书,也会被视为造反。
宰相之所以是宰相,是因为宰相可以开府建衙,自选僚属,处理军国大事,哪怕只是修书,也会被朝臣们视为张居正打算谋权篡位了,哪怕张居正曾经摄政,但他从来没有开府,违背朱元璋废宰相的祖宗成法。
现在他修的大明会典,也是利用的翰林院和国子监,用的是大明现有的衙门。
注释诸子百家,沿用被儒学士完全占领的翰林院和国子监根本不可行,需要另外开府建衙,这就是矛盾的地方。
“其实可以变通一下。”朱翊钧面色复杂的说道。
张居正看着陛下哭笑不得,他摇头说道:“陛下,这个真的不能变通,任何形式的开府建衙,都应该被视为谋逆的存在。”
“陛下,太祖废除中书省,可不是单纯因为胡惟庸案,而是因为胡元时候,那些个宰相们相继祸乱朝纲,才痛定思痛放弃了废除了中书省,罢黜宰相永不再设。”
“首辅只是首辅,首辅不是宰相。”
朱翊钧立刻说道:“那全楚会馆、全晋会馆呢?那不也是已经等同于开府建衙了吗?”
张宏扑了个空,中书舍人早就入厕去了,陛下和张先生的讨论逐渐大胆了起来,记录到赌国运的讨论就是,后面的闲谈就没必要记录了,皇帝也要有点隐私的。
朱翊钧和张居正的讨论非常大胆,这些,都是大明不能触碰的话题,陛下和先生不是坊间喝着大碗凉茶,对国事评头论足的老汉,陛下这番讨论,目的是为了改变现状,这就是最要命的事儿。
大明皇帝表达了自己的疑惑,这全楚会馆、全晋会馆,和开府建衙有什么区别吗?座师和那些开府建衙门的宰相又有什么不同呢?
注释了百家巨著,将这些注入到科举之中,完成对儒学垄断权力的反攻,就是朱翊钧在刨贱儒的祖坟。
“开府建衙是要自选僚属任事,大明座师,更多的是一种强迫性质的人身依附,并不能任事,想获得官身,都得走科举,吏部,正统十三年起,罢大臣保举之法,就是避免愈演愈烈的兴文匽武之下,再出现横行无忌的宰相。”
“陛下,林辅成,林辅成能获得官身,是陛下特别恩典。”张居正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,座师制的会馆,并不能任事,给官身,考不中举人进士,官身仍然是一道天堑。
“真正能称得上是开府建衙的就只有胡宗宪了,胡宗宪当初的幕僚徐渭、茅坤等等,都是因为是胡宗宪平倭的幕僚,获得了官身,这也是他后来被徐阶追击的原因之一,当然徐阶追击胡宗宪,主要还是为了对严党的反攻倒算。”张居正解释了下为何胡宗宪的谋反罪名可以成立的原因。
当时,朝中对胡宗宪是否涉及谋反,除了假传圣旨这件事外,就是他开府建衙,这种讨论还没有结果的时候,徐阶动手了,让胡宗宪瘐死在了牢狱之中,做成了既定事实。
当然,现在徐阶也被皇帝亲手摘了首级。
“先生所言有理。”朱翊钧认可了张居正的说法,张居正虽然是首辅兼吏部尚书,但每一次的人事任免,都是经过了极为激烈的争夺,梁梦龙这种核心弟子,也要去绥远获得征伐俺答的功劳,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。
而到现在,梁梦龙这个吏部尚书坐的都不是特别安稳,平日里也是以张居正佐贰官的形象出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