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人阿谀奉承的马屁话听多了，就会觉得自己‘金瞳翠羽与凡殊’，就是和普通的凡人不同。

朕与凡殊，是当初有人在评断朱祁镇在土木堡之战中，‘驻陛欲决战’这个决策的根本动机。

我不知兵，但我就是觉得我这么做是对的，我就要这么做。

最终自己被瓦剌人俘虏，大明京营溃散，大明五十二位高级文官、十六位武将阵亡，包括英国公张辅、户部尚书王佐、兵部尚书邝埜、内阁首辅曹鼐等全部以身殉国。

土木堡之变是因为朱祁镇个人决策失误，导致的悲剧，这个悲剧蔓延到了整个大明，流毒无穷。

林辅成和李贽因为皇帝的真实存在，不敢过分讨论权力对人的异化，而是将其分散到了宗教、金钱之中，但他们还是告诉了皇帝，异化的最后结果就是：我认为我自己，相比较凡人是特殊的存在。

朱翊钧当初因为炎症风暴，重病垂危的时候，想过让解刳院把自己解刳了，以此来确定皇帝和所有人一样，没有什么特殊的。

“马文英是条汉子，从来没有想过要逃避责任。”朱翊钧注意到了马文英这四个把总，都是好汉！

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什么，大明朝官个个都是士大夫，说话都好听，大道理一箩筐，民为邦本，喊得震天响，可他们做的事可不好看，评价一个人，一定要看他在做什么。

马文英从头到尾，都没有逃避过哪怕一次责任，无论是自缚在永昌门，还是在牢房里自缢，亦或者是打开城门投降，马文英独自出城。

这都是马文英做的事儿，朱翊钧佩服他，是条铁打的汉子。

说话好听管个屁用，做的事好看才行。

“还是象征性的处罚一下比较好，毕竟是闹饷。”张居正思索了片刻说道：“不如流放倭国吧。”

“确定是惩罚吗？”王崇古立刻开口说道：“马文英流放倭国？他巴不得跑到长崎总督府杀倭寇呢…”

如果让马文英，或者说浙江九营所有军兵选一个，是出巡抗汛，还是到长崎灭倭，九成的军兵都会选后者，张居正这偏心也太明显了些。

“那王次辅找个办法来，总不能发动了兵变，一点处罚没有吧。”张居正两手一摊说道：“那王次辅给个惩罚？”

“好像也没什么能罚的，就流放长崎总督府充军吧。”王崇古盘算了下，还是认同了张居正说的办法。

马文英作为罪首，不能再留在浙江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他是兵变的头目，他的存在会让浙江地面始终存在兵变的可能，为了地方的稳定度，也要让马文英离开。

“不如这样吧，这九个营进行一次遴选，选锋四千五百人换防至长崎总督府，补充长崎兵力，同样验证海漕总督王宗沐、吏部尚书梁梦龙所言保障海外补给之事。”王崇古提出了一个建议。

浙江九营这4.5万人，不都是少壮，有些已经老弱，毕竟浙江抗倭，已经是嘉靖四十年以前的事儿了，选锋4500人，增派到长崎总督府，就是在一点点锻炼队伍，增强大明在海外的部署能力。

“好。”朱翊钧对这个想法非常认可，这进一步增加了地方的稳定度，同时也让这些锐卒们有用武之地，壮志未酬身先死，或许就是这些军兵们最大的遗憾，同样，也可以有效的减少阴谋论。

马文英、杨廷用、张文远、杨志这四位把总单独去了长崎，很容易被喜欢胡说八道的笔杆子们，写成皇帝要借刀杀人，借倭寇的手杀死不服从管教，闹出兵变的把总们。

但是把总们走还带着了4500人，那谁杀谁，就不一定了，笔杆子也无法如此阴谋论了。

整件事看下来，王崇古说不出将马文英斩首示众的话来。

身怀利器，杀心自起，这是自然之理，九营军兵4.5万人，就这样默默忍受朘剥忍受了这么多年，朝廷起初以为就是驻防杭州的两营被朘剥，但经过阎士选的调查发现，整个九营都在被朘剥。

万历通宝的大钱，在浙江不能通行，因为朝廷没有政策倾斜，大钱数量不足，导致了浙江地面大钱买不到任何的货物，吴善言掌控着这个大钱到松江府买卖的生意。

不是吴善言贪得无厌，用减饷逼迫军兵离开，顺便贪墨这笔银子，恐怕这种朘剥还会继续存在。

不得不说，吴善言真的很大胆，军兵的银子都敢拿。

“浙江方面派谁去？”朱翊钧说起了浙江巡抚的人选问题。

“就让申时行代领一段时间吧，平稳一段时间，再遣巡抚前往。”王崇古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意见。

申时行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，离得近，松江府的事儿也耽误不了，其次申时行是天上人，还是代管，就不会为地方的乡贤缙绅、势要豪右说话，为他们遮掩，问题能够暴露的更加清楚。

“这次九营入城清剿坐寇，一共抓捕帮派人员五千四百余人。”朱翊钧说起了浙江九营的战果，棘手的定性问题搞清楚了，那接下来就该谈到具体问题了。

即城中坐寇，坐寇是相对于流寇而言。

城外有流寇，城中有坐寇，而这些坐寇，都是吴善言、师爷、各地州县养的走狗，这也是九营最恨的一群人，入城之后，就开始对坐寇进行清剿。

“不是，陛下，这就变成入城剿匪了？明明就是兵变啊。”王崇古敏锐的察觉到了皇帝陛下对这件事的定性，从兵变变成了入城清剿坐寇，这话术一变，兵变这么恶性的事件，彻底变了性质。

“不然呢。”朱翊钧十分确信的说道：“不然把这浙江四万五千抗倭志士，全杀了？要不然怎么会有闹饷这种模糊定义呢？”

改变不了事实就改变定义，这是贱儒们惯用的套路，朱翊钧对贱儒十分了解，对他们的手段知之甚详，自然会活学活用。

坏消息，陛下学贱儒那套，好消息，全学会了。

“额，陛下圣明！”王崇古倒是有些无所谓的说道。

闹饷也是兵变，但大明有闹饷的定义，就是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，要都是兵变，那就要平叛，矛盾进一步激化，谁都体面不了，事情已经闹到了如此的地步，改变一下性质，让事情缓和下来，是一种妥协。

“陛下，兵变应该是暴力失控，臣以为这次浙江九营入城剿匪，不是暴力失控，没有恶意伤害百姓，没有伤及无辜，虽然占领了府州县衙门，但并没有直接干涉政务，也没有杀害朝廷命官，这不是兵变。”张居正对皇帝的定义是十分支持的。

吴善言都活着呢，这算不上兵变。

而且张居正进一步明确了为何不算兵变的原因，因为从头到尾，暴力未曾失控，铤而走险的军兵们，依旧坚守着八个字，上报天子，下救黔首。

上报天子在千年以来，君君臣臣的观念下，很容易理解，但下救黔首这四个字，却是千年以来，第一次出现。

浙江九营很好的遵守了这八个字。

这八个字，的确是戚继光提出的京营建军的军魂，但这八个字，也是长期抗倭斗争中总结的经验。

依靠百姓，就等于在战场上拥有了无数双眼睛，能够获得抗倭的胜利，脱离百姓，无法取得胜利。

“先生讲的很好，谨受教。”朱翊钧看向了张居正，对张居正兵变的定义非常认可。

暴力未曾失控。

九营四万五千军兵，一共抓捕了五千四百人，负隅抵抗者杀，一共杀死了三千余人。

这些坐寇不仅仅是城中帮会，还有一些势要豪右、乡贤缙绅之家的劣绅、劣绅的家丁、诉棍、招摇撞骗的经纪买办，喝兵血的也有这群人，而军兵们重点目标，解决浙江地面所有府州县城内的人牙行。

就是那些四处买卖丁口，尤其是买卖五六岁女童的人牙行，全都被九营军兵们给消灭了，确实是消灭，所有人牙行的人贩子，被就地处决。

因为围城的关系，人牙行所有涉及人员，无一走脱，在城中百姓的配合下，九营军兵将所有人牙行连根拔起。

朱翊钧从阎士选的奏疏、对吴善言一百多条的罪状中，了解到了一个让人胆寒的事实，那就是每年三月出巡抗汛、九月回营的九营军兵家眷，很多孩子都被这些人牙行给拐卖了。

九营出巡，军营就缺了壮丁，所以这些人牙行，一到出巡的日子，就喜欢跑到九营家眷去抱、抢、夺、骗孩子。

九营闹饷、哗营、兵变，对人牙行进行了全面的、彻底的清算！

人牙行背后的东家、掌柜、伙计、经纪、牙人等等，全都被当街斩首示众。

申时行之所以要带着陈天德，就是为了让陈天德这些海防巡检们，对这些斩首示众之人，进行全面的摸排，主要是看看有没有冤屈之人，兵变闹起来，朝廷多少要安抚一下他们的家人。

结果陈天德带着松江府海防巡检，异地办案，用了十五天的时间，将所有被兵变中斩首的人，进行了盘查，发现无一冤屈。

但凡是有一点点可能是冤枉的，是有些疑点的人，九营军兵都选择了收押，所以才抓捕了五千四百人。

这就是暴力没有失控的最直观体现。

已经哗变的军兵，很容易很容易在对等报复的过程中，发现自己拥有利刃，在复仇之时，杀红了眼，而后从报复、复仇，在对金钱的贪欲之下，变成劫掠，从劫掠变成纵兵烧杀抢掠，最后演变成屠杀。

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，人性之恶在不断的放大，最后变成屠城。

浙江九营，已经围困了所有的府城，失控就在弹指之间，但基层军官，把总、千户、百户们，约束了军兵，没有让暴力失控。

所以，不能定性为兵变。

“抓捕的五千四百人里，含劣绅在内，大约要斩首一千二百人。”王崇古汇报了下具体情况。

申时行在杭州府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查案，把那些在兵变中被捕的人，全都查清楚，罪至斩首的就有一千两百人，这些畜生，人人手上沾着百姓的血，光是衙蠹，也就是为非作恶的吏役六百人之多。

“杀！一个不留。”朱翊钧十分确信的说道：“加急查补，争取在年底之前，给浙江百姓一个交待，就在浙江杭州城永昌门外斩首！”

“这一场兵变，至少把万历维新的改革步伐，推进了十年！”

朱翊钧不开玩笑，非常直观的影响是：浙江地面，终于拨云见日，这些个畜生死一死，浙江地面百姓至少能喘口大气，这口气最起码能喘五六年。

而其看不见的深远影响，才是最恐怖的。

大明朝内外，非常直接的感受到了自下而上的力量，没有人会再质疑矛盾说的正确性了，矛盾说立意的根本就是阐述自下而上的力量，无论是对阶级的划分，还是对分配的讨论，都是基于自下而上拥有极为恐怖的力量。

这有助于大明政治制度的改革，大明没有官员胆敢漠视穷民苦力，觉得他们不能怎么样，因为浙江九营已经做出了榜样，把人逼急眼了，攻破府州县，将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踩在脚底下。

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，不再是诗句，而是现实。

吴善言被斩首示众后，他这一死，比他一生的贡献都要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