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户司下辖的税赋案，专管夏秋两税、房产地产税、僧道免役钱、各种定额税。

以前还有个极为重要的盐铁部，在元丰改制之后，职权拆分给了户部各司案和茶马司等等。

这些税收机构，已经设置得比较合理，而且长期运行趋于成熟，朱氏父子俩都没有进行大的改动。

真正大改的是太府寺！

这玩意儿以前叫大司农，跟农业没啥关系，反而是国家首席财政官。

北宋时期，前有三司，后归户部，财政大权都有统属。偏偏太府寺也没取消，其职权大部分与三司、户部重合，有点像是皇帝用来跟三司六部抢财权的所在。

宋徽宗干了什么？

太府寺原本只有南北两库，宋徽宗又新修东西两库，接着又不断推出一大堆库、院、所。

户部、茶马司弄来的赋税，各地进献的土贡、花石纲，不知有多少被太府寺给收纳。宋徽宗通过太府寺，独占来自全国的无数财货。

说它是皇帝的内库吧它又确实属于国家机构，太府寺卿还是九卿之一。

说它是国家机构吧，它又独立于财政系统，成为皇帝剥削天下的私人工具。比如臭名昭著的西城所，名义上就隶属于太府寺。

朱国祥说道：“罢太府寺，职权归于户部司案。”

钱琛张大了嘴巴，似乎不可置信。

太府寺卿可是九卿之一，直接整个部门都废了，而且还要融入他执掌的户部。

朱国祥继续说：“内藏库也要明晰，今后作为皇室内库，与朝廷的国库彻底切割。”

内藏库最初是赵匡胤的小金库，并非为了享受，而是信不过文武大臣，囤积钱财以备不时之需。至少在各地叛乱时，还能自己拿出一笔钱养兵，然后带着这些军队去平叛。

百十年下来，渐渐就公私不分。

财政盈余时往内藏库塞钱，财政窘迫时请内藏库出钱。有时候调拨给地方救急，显得大公无私；然而又不断伸出触角，甚至参与收取过路费和店铺税。

三司使身为首席财政大臣，为了博得皇帝欢心，渐渐变成内藏库掌柜，把全国各路的赋税往内藏库塞。

更离谱的是，内藏库直接参与经商！

王安石变法关于商业的内容，在京城的核心机构是市易务。

当时外地客商运货到京城，京商联手压货不让客商卖出，拖得客商只能低价贱卖，严重扰乱东京的商业秩序。

王安石就搞出了市易务，让官方资本参与市场调节，皇帝的内藏库拿钱参股做启动资金。市易务后来搞得一塌糊涂，几乎等同于放高利贷和强买强卖，而皇帝则实际成了高利贷头子。

开封府最大的商贾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皇帝！

钱琛问道：“内藏库之财源，该如何界定？”

朱铭开口道：“全国各地的赋税，在运抵京城之后，按比例兑换成金银，直接送入内藏库收纳。至于这个比例是多少，暂时还没定下来，看今后具体的财税状况。”

“是！”钱琛领命。

钱琛拿着最新的财政改革方案，心潮澎湃的离开皇宫。

太府寺的取消，内藏库的切割，让户部权力更大。

他这个户部尚书，不说数一数二，至少也能在六部里排前三。

主要是没人掣肘了，不像旧宋那般，户部尚书头上有一堆爷爷需要供着。

钱琛离开之后，朱铭问道：“要不要把樊楼这些企业，划定为皇室私产。但不由皇室直接经营，依旧买扑给民间商贾？”

朱国祥摇头说：“这几天，我一直在看旧宋的财政档案，只能用‘公私不分，一团乱麻’来形容。内藏库作为皇帝的小金库，不但可以直接获取全国赋税，还收取商品实物来官方出售。每一个环节，都可以趁机贪污，太监和文官捞得是脑满肠肥。如果樊楼被划为皇产，恐怕也逃不出这种结果。”

朱铭说道：“交给官府当成国企运作，一样会搞得乱七八糟，最后肯定是承包给皇亲国戚，就像曹氏长期承包赵宋的樊楼。”

朱国祥叹息：“这种事情，古今中外都无法杜绝，权力和金钱总是天生的狐朋狗友。再好的制度，也只能暂时维持基本框架。如果到了哪天，连基本框架都维持不了，后人就自求多福吧。”

父子俩都不为今后的皇室缺钱而担忧，做了皇帝若还没手段搞钱，那只能说是一个无能之辈。

但需要确定一个价值导向……

朱铭说道：“皇室财源，在海关的分成定得高些，引导今后的皇帝重视海贸吧。”

“这个想法不错。”朱国祥表示赞同。

父子俩说了一阵，高俅被带进来。

这位也不管是否合乎礼仪，直接趴跪在地上：“旧宋罪臣高俅，叩见经略相公，叩见元帅郎君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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