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虽然冶金史的学者曾为此自嘲，什么“开铁厂最好带考古队”、“你还能有老祖宗聪明”云云，但武帝时的选址，显然绝非“聪明”二字可以解释。那时绝没有物候地理水文等等的知识，铁官们能选得这样若合符节，背后必然是大量艰苦的尝试，也必曾犯下不可胜计的错误；而这种耗费巨大的尝试背后，没有国家力量的坚决支持，是绝无可能的。
当然，这种支持换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。冶铁技术的进步绝不止在于武器，毕竟武器也消耗不了各地冶铁所的惊人产量——即使以下限估算，汉朝时建造的那些高达三米的高炉，一日也可以出铁一吨有余。
如此庞大的产铁量迅速自军队溢出，几乎立刻波及到了国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领域。自西汉中期以后，关中农民的耕作中便普遍出现了铁器的影子。原本笨拙、脆弱的青铜农具被更换为了远为强韧、牢靠的铁制器械，效率与耕作的质量立刻大为提升。武帝时，赵过费尽心血所开发出的“二牛三犁”的耦犁之法，正仰仗于锋锐的铁犁——考虑到中世纪时欧洲人还要依赖六七头牛同时拉犁耕地，这人力畜力的节省可想而知。
战国末年，诸子对农业的估计是“中农食七人”，一个中等的农民耕作的粮食可以供养七人；而到西汉中期，这一数字翻了两倍不止。考虑到这种惊人的农业飞跃，那么武皇帝及以后，大汉那种富裕得夸张的记载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
这种富裕甚至都不是史书寥寥几笔“府库充裕”可以概括。如果要窥豹一斑，就而今的考古来看，那么大汉的富盛已经不止于上层，而是由上至下蔓延沁润，真正形成了某种富贵浸淫已久，乃至不自知的风气——仅以大汉边境，北地居延为例；在仅有十余人戍守的小小烽火台之中，居然都有《仓颉篇》、《急就章》这样的识字书籍、练习书法的竹简，乃至大量的私人记录、信件。
换言之，纵使大汉蛮荒边境的将卒，所谓“恶少年”、“刑徒”出身的底层士兵，居然都能保有极高的识字率，甚至强烈的学习热情。
如果——如果对基层扫盲稍有理解的人，应该能够意识到隐藏在竹筒、教材、信件背后是多么沛然不能抵御的力量。这种力量竟然能横扫数千年一切习俗、言语、交通的阻碍，突破落后与迷信的种种封锁，将帝国的文字与意愿精准投送到最卑微、偏远、不值一提的卒子面前。这是怎样无远弗届、不可思议的力量？这是怎样匪夷所思、庞大无比的消耗？
自然，当局者迷，被这种力量所照拂到的汉军也没有意识出什么区别。而今发掘的边境军人的私人信件不少，但多半是聊家常琐事、抱怨上官，并没有什么对识字的感想；多半是已经将识字扫盲看得司空见惯，甚至不足为奇了。
但旁观者呢？与边境汉军相毗邻，那些连冶铁、农耕都尚不熟练，数百年来技术纯粹依靠外来输入的西域，又是怎么看这些识文断字、求知好学的汉人士卒的呢？
西域各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，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视角稍稍窥探。无论太史公还是班大家都曾记载，说西域诸国的商贾一见到汉使，立刻就知道大汉强盛，相当顺利就能达成通商的共识。所谓“见汉之饶财，欲通不得”。这逻辑看似没有什么问题，但细想却未免矛盾——汉使跋涉数千里，风霜雨雪下恐怕憔悴得都和野人相差无几，面对这样蓬头垢面的野人，商贾凭什么确定他的祖国富裕而又强大呢？
在这样的异域他乡，仅靠随身的珍宝乃至个人的吹嘘，恐怕都很难取信于人了。真正难于遮掩的，反而是某些不经意间泄漏出的细节——譬如，哪怕汉使带来的庸碌小卒都能识文断字；譬如，汉使貌不惊人，但当他侃侃谈起农耕，就是最高明的老农也必得折服。
这是真正的，属于顶级强国、顶级文明降维打击的力量——当它自每一个细节中不知不觉的漫溢而出时，即使最老辣、圆滑、见多识广的商人，亦不能不为之畏服。
能为底层小卒提供识字教育的，到底是多么强悍的国力？以当时西域的见识，大概做梦亦不能想象。但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商人们在交谈后立刻乖顺的展示了服从，表达了对通商最大的渴望。
上个世纪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人探知盟军每月都在用飞机为前线的士兵运输书信，于是将军们默然无语，自知再也不是敌手——一封书信当然只是小事，但能为每一个士兵运输书信的国力，却足以碾压过一切稍有异心的敌手。
同样的，当汉军们在居延、在雁门、在玉门，在一切大汉与蛮夷的交界，朗朗读起那些枯燥无味的识字课本时，赶着牛羊驮着货物的商人经过，是否也曾感到过某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呢？
魔鬼……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啊。】
汲公……汲公默然片刻，终于在恍惚中低低开口，声音竟尔近乎嘶哑：
“国——国力？”
西汉的士人当然也对国家的强弱有直观的概念，甚至也尝试做过笼统的归因。但总体而言，他们对国势的理解是相当孤立而割裂的，要么着眼于仁、义，要么着眼于礼制；即使有一二实用之臣，也不过只提出“秣马厉兵”、“屯田重农”的常规举措而已。至于屯田重农到底如何增强国势，兵马从何而来，那多半是强词夺理，一番排比比喻以气势强行压过去而已。
纵然汲公见多识广，但毕竟浸淫已深，难以免俗。可也正因为难以免俗，他才立刻品出了天幕娓娓道来中某种新的东西——那并非比喻排比以气势压人的纵横辩术，用词虽而平实简单，但起承转合间却俨然有缜密的逻辑——由铁器而至农耕，由农耕而至军事，最后收拢为大汉强悍莫比的国力。说理之中条分缕析，翔实而又细密
这缜密严谨的新式说理当然令汲公耳目一新，自觉领悟到了某种超乎于寻常辩术的境界。但这说理严密归严密，可由果至因一路追索上去，大汉强盛的根本，竟在于这小小的……冶铁？
如此滑稽荒诞的结果，自然令汲公目瞪口呆，三观俱碎，一时难以理解。可难以理解归难以理解，这天幕的解释却委实也太严密繁琐了，因果之间彼此勾连，而且句句有事实佐证，委实……委实是反驳不得。
可怜汲公绞尽脑汁，穷尽一生所学，竟尔奈何不得这紧密联系的逻辑链条，终究只能瞠目结舌而已。
【可以说，仅仅从汉武帝时的这几个侧面，我们都能窥探大汉强盛的密码。用冶金学者的话来说，华夏数千年来，几乎所有的冶金技术，源头都开创于汉朝，这样巨大的材料学飞升，不强盛才是怪事。
而自唐朝以后，华夏的拥有的技术逐步扩散，蛮夷随之崛起。当巨大的技术优势被抹平后，艰难的僵持也就在意料之中了。
不过，这里我们并不是要以此为宋、明、清开脱。人类的信息交流永不停歇，技术扩散当然是不可阻止的自然规律；但面对技术时的选择，却是真正出自个人的意志——武皇帝时的冶铁技术冠绝世界，领先东西方少说千余年；可这样先进到匪夷所思的技术，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么？
不要忘了，铁器技术最早来自于亚述的赫梯，并逐步扩散至中东、中亚，华夏掌握炼铁的时间，已经晚了西方少说数百年；而中华大陆从不以铁矿闻名，中原所能开采到的铁矿石，品位远远不如罗马，甚至比不得中亚。
掌握着最落后的冶铁技术，用着最差的资源，难道是靠躺着就能躺到世界第一的么？
人们今天口口声声谈产业升级、弯道超车，说白了，大汉乃至武皇帝时，进行的就是一次狂飙猛进、匪夷所思的弯道超车，顶着天时（铁器传入太晚）、地利（铁矿石太差）的所有劣势，竟尔一路反超一骑绝尘，将原本高高在上的中东与西方甩下了一千年之远！
以这样的眼光回望，武帝时的某些政策就相当有既视感了。皇帝强行将盐铁国有，成立以铁官为首的庞大国有集团，不计一切代价的为冶铁业注入资金、赏赐爵禄；并积极与卓王孙等私有的炼铁豪商联合，借助商人的力量打开西南商道，获取蜀地高质量的铁矿石。
——加大投资，搞活市场，积极通商，所以你看，人类总是这么没有创意。
这是庞大而豪奢的投资（修建于各地的高炉可见一班），也是持之以恒的投资，武帝用桑弘羊改革铁业；而霍光秉政后诛杀桑弘羊，尽废桑氏之法，却唯独在盐铁上不肯退让半步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产业政策的持续性。
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最精彩的产业升级案例了。它以雄辩的事实证明，技术终究决定于人而非物质，所谓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人类的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技术的封锁与阻碍，而以外力来推脱是最为可悲可笑的举止。
正因为有了这样案例，我们反观华夏的后一千年，才能在对比中感觉出某种不可遏制的悲哀。
所谓“汉朝奠定了华夏两千年的冶金技术”，这自然是大汉最光辉的冠冕；但反过来说，又何尝不是华夏深沉的遗憾？
——如果两千年来的冶金历史都只是完善、修补而再无开创，那么数十代的后人呐，你们到底在做些什么？
钱钟书说，华夏文明总是因早熟而早衰。这是极为婉转的谏言，却也一针见血——我们回望历史，往往惊叹于祖先灿烂的功业；但正因为功业过于灿烂，反而给了后人无限退缩与苟且的余地。武帝留下的遗泽太深厚、太丰沛、太不可思议了，后人哪怕仅仅享用着伟大的遗泽，都还可以保持一千年的技术优势。
一千年的时间里，连茂陵里的尸骨都腐朽了，皇帝留下的技术还在荫蔽着他的子孙。
但这一千年总是会过去的，祖辈的余荫也是要耗尽的。终究有一天，华夏要走出武帝那漫长的庇护，去面对最后的风雨。
而这就是，宋，明，清，最悲哀而痛苦的故事】：，，.